民营企业为何爱在大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做慈善？

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往往被视为一种建立良好公众形象的商业策略。通常人们会认为当企业盈利丰厚、经济环境大好时，它们会更慷慨地解囊相助。然而，做慈善意味着直接且即时的增加成本，而其带来的好处往往具有滞后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当经济环境面临衰退，或者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简称EPU）急剧上升时，企业还会继续慷慨捐赠吗？做慈善的背后究竟是善意，还是为了获取某种生存资源 ？

这篇论文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项深入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揭开了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中国企业慈善行为背后的真实逻辑：为了客观地解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收集了2007年至2018年间长达11年的海量真实数据。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企业的慈善捐赠在过去十几年里增长迅速，已经成为中国慈善捐赠的最大来源。

从论文的图1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企业的总慈善捐赠额在2011年约为486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963亿元人民币，短短6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说明企业在中国慈善事业中扮演着绝对主力的角色。

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符合常理的现象：平均而言，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上升时，企业为了保留更多现金流以应对风险，会显著减少慈善捐赠 。但是，当研究人员根据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将它们分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如国企）”时，一个反常现象出现了。

论文的图2展示了两条关键曲线的走势。伴随着代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虚线逐年上升，所有企业的慈善参与率都在下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自2010年以来，民营企业（浅色实线）的慈善参与率下降幅度要明显小于非民营企业（深色实线）。也就是说，在面临同样甚至更严峻的不确定性环境时，民营企业反而比非民营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捐赠意愿。

为了证明这不是数据上的巧合，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系列严谨的经济学与统计学工具：

量化指标测量：研究采用了学术界广泛认可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来量化宏观环境的波动。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OLS）：研究人员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模型中“固定”了企业自身的个体差异、年份的宏观冲击以及城市层面的地区差异。这就好比在实验室里控制了所有可能产生干扰的变量，专门观察EPU对捐赠额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IV）消除内生性偏误：为了防止某些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影响经济政策和企业捐赠（即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巧妙地引入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中美经济在宏观上有联动，但个别中国企业的捐赠行为不会反向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有效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民营企业为何要在艰难时期“逆势捐赠”呢？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种假设，并逐一进行数据验证：

动机一：纯粹的利他主义（为了做善事）如果一家企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同理心去做慈善，那么它在其他社会责任方面也应该做得很好。研究人员测试了数据库中包含的12种其他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指标（如保护员工权益、保护环境等）。数据表明，在EPU较高时，民营企业确实也承担了更多其他类型的社会责任。说明 “利他主义动机”确实是驱动民营企业在困难时期坚持慈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

动机二：战略动机（为了打广告、稳固消费者）有观点认为，企业做慈善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刷好感，从而卖出更多产品。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SPDC）”的民营企业，应该比那些面对企业客户的企业捐得更多。统计模型显示，这两类民营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捐赠增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民营企业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才在困难时期增加捐赠的。

动机三：政治动机（为了获取生存资源）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等方面往往面临更多阻力。在经济政策高度不确定的时期，生存压力骤增。慈善捐赠能否帮助它们建立更好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过冬”的资源呢？研究人员分析了企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实际税率。数据显示，在EPU较高的环境下，进行额外慈善捐赠的民营企业，确实在随后获得了显著更多的政府补贴。客观地证明了“政治动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学者介绍：陈海强，深圳大学微众银行金融科技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与金融风险管理。

ORCID：0000-0003-1426-9054

DOI:10.1016/j.chieco.2020.10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