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各省的经济互动被“户口”卡住了？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全球层面的跨国贸易，还是国内各省市之间的产业协作，经济体之间的密切互动都被视为推动财富增长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超级引擎。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经济互动，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发生的？在经济学界，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力量：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其核心机制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企业和员工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通过人才流动、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把这些“无形的心得”自发地传播到邻近地区。这种模式隐性地需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第二种力量：技术扩散（Technical Diffusion）。这是一种更“规矩”的方式，不靠并肩作战的默契，而是依赖研发（R&D）投入、专利转让、购买技术授权和图纸。关键在于知识产权（IPR）的严格保护。

那么，全球和中国的经济繁荣，到底主要归功于哪股力量？为了摸清底细，研究团队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全球跨国数据集（Penn World Table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他们构建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模型，把这两种力量拆开来进行了一场正面肉搏。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全球经济互动几乎全靠“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的力量十分微弱！

表2的回归结果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群体的“区域知识溢出”（In(Group capital)）系数稳稳地停留在 0.09 到 0.1 左右，且在统计学上极其显著。这意味着邻近地区的资本每增加1%，就能给本国带来约0.1%的GDP增长。相比之下，代表技术扩散的专利指标（In(Patents) * In(Group patents)）弹性系数仅仅只有 0.015到0.016。除了中高收入群体外，其他国家通过购买专利技术获得的跨国增长红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席卷全球的全球化浪潮中，关税降低了，投资自由了，人和钱在全世界到处跑，这就让基于“干中学”的知识溢出跑得飞快。但真正的核心技术蓝图（技术扩散），却因为各国严苛的边境封锁（如签证限制）以及部分地区脆弱的知识产权保护，被死死卡在了国界线之内。

按常理推断，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互动，应该远远比国际间更猛烈。毕竟国内没有跨国签证的门槛，大家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统一的大市场，钱和人流动起来理应畅通无阻，从而爆发出极高的空间溢出效应。带着这个常识，研究团队调取了中国1999至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把中国划分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八大经济圈进行了同样的测试。数据事实再次颠覆了直觉：中国各省市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只比全球跨国平均水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中国各大经济圈（如环渤海Bohai Sea Rim、长三角Pan-Yangtze River Delta等）的区域资本溢出系数大约在0.05到0.13之间。考虑到国内本该拥有 “零关税、零国界”天然优势，这个数字低得有些不合常理。表明中国内部的省际经济互动，被某种看不见的“隐形高墙”给阻断了。 “隐形高墙”到底是什么？研究团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体制性病灶：户籍制度（hukou）与地方保护主义。

“干中学”和知识溢出的核心载体是人和资本。如果人和钱动弹不得，知识就无法高效传播。虽然现在的户籍不会限制你买一张去上海或深圳的火车票，但它却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关键福利上，对跨区域流动的人口拉起了一道差别化待遇的高墙。这种限制在实质上扮演了类似“国际签证”的负面角色，极大地削弱了高素质劳动力在空间上自由优化配置的意愿。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GDP和税收，拉起了看不见的本地保护屏障，限制了物质资本和产业资金的跨省自由流通。这两股力量无形中抵消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互动优势，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甚至变相加剧了国内的收入不平等。

无论是全球数据的“技术扩散疲软”，还是中国数据的“省际内耗”，这篇论文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大城市的拥挤或污染，盲目出台政策去限制人口流动、减缓城镇化进程。但在经济学逻辑上，这种做法无异于“自废武功”。因为它不仅阻断了各地区并肩作战、“干中学”的知识红利，更抑制了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作者简介：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处处长。主要研究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经济统计与区域经济。

ORCID：0000-0002-1991-4975

DOI：10.1080/17421772.2019.1578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