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钱办教育反倒耽误进城？

如果你是某个地方的官员，手头有一笔财政资金，你会怎么花？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修路、盖厂房、招商引资。因为这些项目见效极快，今年把钱砸下去，明年亮丽的经济GDP数据和崭新的工厂就能拔地而起。相比之下，把钱拨给农村小学，可能要等上十几年，等这群孩子长大成人、甚至去外地读完大学，才能看到他们进城务工、改变经济结构的成果。

这种“修路见效快，办学见效慢”的残酷现实，在经济学上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长期悬案：政府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到底能不能顺畅地推动国家的结构转型（即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

这篇论文用一个精妙的“双模态动态均衡模型”和中国各省份近二十年的硬核数据，帮我们算清了这笔跨越时空的“教育大账本”。首先从理论上揭示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明明知道教育重要，却总是在农村教育投入上“抠抠搜搜”。因为教育经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需要依靠政府的税收来支撑。这就会在经济运行中带来两股完全相反的拉扯力量：

短期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当政府为了办教育而向企业和工业部门征税时，厂老板手里的流动资金变少了，就会缩减投资、少买机器。这样一来，城里工厂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岗位需求就会在短期内暂时萎缩，从而在表面上“耽误”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长期的“动力引擎”（Long-term Engine）：但只要熬过这个周期，公共教育的威力就会彻底爆发。政府的投入永久性地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供学成本，当一批批受过良好基础教育、掌握了现代基本技能的农村青年走出校门时，能轻而易举地跨过城市高技能工作的门槛，从而真正、永久地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论文指出，由于官员面临着定期的晋升和任期考核压力，这种短期的“阵痛”很容易引发“政府近视症”：为了保住眼前的短期资本积累和增长，故意少给教育拨款，结果却亲手掐断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在中国，因为独特的户籍制度（hukou），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针对性。在传统体制下，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巨大的鸿沟，农村孩子很难在本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没有文化的农民哪怕进了城，由于缺乏基础的现代劳动技能，也只能干最苦最累、收入极低的临时工，甚至连在城里租房、维持基本生活的成本都覆盖不了。更别提没有本地户口，孩子无法在城里上学、自己无法享受大病医保等种种问题。

论文指出：农村教育质量的落后，实际上化作了一种高昂的“隐形迁徙成本”或“技能门票”。农民想要进城，就必须自己省吃俭用去支付这笔高昂的“技能升级成本”。而政府把钱直接砸向农村义务教育（比如农村小学），本质上就是在用公共财政帮老乡买单 “城市门票”，从而能极大减轻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负面束缚。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研究团队采集了中国1998年至2015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独创性地用“各省REP（拥有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减去纯农业从业者”算出了一个能够精准跨省追踪的“农村转移劳动力（PRL）”指标。为了防范“有钱的省份自然教育投入高、农民进城也快”的因果倒置干扰，把“各省人均行政管理费”和“扣除教育后的政府消费”作为数学上的工具变量（IV）来进行硬核防杠。

表4的回归模型中，当年的教育投入指标 In(EDU) 前面的系数定在-0.171到-0.189之间，且极其显著。这清晰地印证了理论：今年政府一掏钱办学，由于税收的抽血，当年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确实会遭遇短暂的“倒春寒”。然而，看向代表6年前（恰好是小学读完一个周期）的教育投入指标 L6.In(EDU) 时，它的系数瞬间逆袭，飙升到了+0.264到+0.332！意味着如果把教育支出翻倍，长期的非农转移率将净增加9.3%（长期的0.282减去短期的0.189）。对于平均转移率只有40.6%的中国农村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财富推动力。

在表5中，一旦我们在模型中强行控住（加入）了各省真实的生产税负指标（Net Taxes on Production/GDP），原本显著为负的当年教育投入系数（-0.189）瞬间变得不再显著（变成了-0.0593）。这在数理上形成了一块闭环拼图——坐实了短期拖累劳动力进城的唯一原因，就是办学带来的企业税负上升。既然教育投入长期是大功臣，短期有副作用，那是不是政府应该无限制地、疯狂地给学校砸钱呢？不，论文通过引入教育支出的平方项，正式测试并斩获了拉弗曲线式的“长周期倒U型曲线”：

在表7中，6年前教育支出的线性项L6.In(EDU)系数为正（+0.351），而其平方项 [L6.In(EDU)]^2变为了负数（-0.0179）。正负交织，在几何上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的 “先升后降”的倒U型天平。如果教育投入太少，孩子们没有技能，根本无法进城；但如果政府过度征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盖学校，导致民营企业和工厂被税收彻底压垮，哪怕培养出再多高学历的农村学生，城里也没有厂房和岗位能够容纳他们，结构转型同样会走向停滞。通过对这条倒U型曲线的顶点进行求导和反推，论文精确地计算出了中国农村小学生均投入的理论黄金最优点-2.14万元人民币。对照现实，我国目前的农村小学生均财政教育支出距离这一个黄金顶点还差得极远（绝大多数省份仍处于倒U型的左侧上升阶段）。这意味着，当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担心教育过度的问题。

作者简介：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处处长。主要研究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经济统计与区域经济。

ORCID：0000-0002-1991-4975

DOI：10.1111/coep.1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