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院士时，他曾两次提出从名单上去掉自己

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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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爱念陆游的诗：

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

特楼里的首批院士

故事的开始要回到1951年。彼时中科院选址，梁思成建议设在北京黄寺，据说那里是中轴线，气运加身。然而科学家拒绝了，科学与尊崇气运无关，做研究还是要离高校近些，遂搬至中关村。

彼时，中关村还是一片蒿草池塘、鸡犬稻田，入夜，风吹兽鸣，农民在墙上用白灰画圈，恐吓西山的狼。

中科院在保福寺乡建了一栋混凝土楼，楼不挂牌，只设一个“918信箱”，多年后，人们才知那是“原子能楼”。

原子能楼斜对面四百米外，土坡之上，中科院盖了三栋家属楼，称为“特楼”。那三栋特楼，成为中国最顶级科学家的栖身之所。三栋楼都是苏式风格，灰砖黑瓦，窗棂狭小，房间隔断用芦苇填充，用脚能踹出破洞。唯一先进的是卫生间设有浴缸。

其实，楼中住户曾经的生活远比这奢华。

语言学家李珮先生（1917-2017），在美国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物理学家杨承宗先生（1911-2011），回国前刚收到55.5万法郎薪水的聘书；声学泰斗汪德昭先生（1905-1998），在巴黎居所，客厅可开音乐会，花园满是玫瑰花香。

他们最终都安然住入简陋的特楼。每逢周末，这些大科学家便破布包头，在楼前挖土浇水，不久后，特楼前多了一片重瓣桃花。

1955年，首批院士选聘时，特楼中科学家们一片平静。

物理化学家柳大纲先生（1904-1991），曾参与评选工作，得知他为候选人后，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名单中去掉，理由是资格不够。

柳大纲（1904-1991），字纪如，江苏仪征人。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家、中国分子光谱研究先驱者、中国盐湖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名誉所长。

1920年柳大纲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学部；1925年从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前往上海吴淞，担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员；1929年受聘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由中央研究院选派赴美进修；1948年获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1949年初回国；1950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学部委员；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他先后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代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盐湖调查队队长；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所长；1974年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顾问；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91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

特楼的子女长大后追忆，楼里的先生们总是步履匆匆，相见便淡然点头，儒雅中带着侠气。

和郭永怀同楼的柳大纲，致力于盐湖研究，常年出差西北。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已经入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柳大纲凭着不怕死的勇气，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6次来到青海省格尔木市附近的察尔汗湖（我国最大的盐湖）驻扎研究。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日见冬夏，风吹盐沙跑”，这正是70年前的察尔汗湖最真实的写照。没有公路、荒无人烟、高原缺氧，在年轻人都难以承受的野外环境中，年过半百的柳大纲先后坚守了18个月。

儿子追忆他：几个月看不到人，回来时像爱斯基摩人。

柳大纲带领科研人员探明：大柴旦湖有含钠、钾、硼、锂盐的大型硼矿床，察尔汗湖蕴藏着上亿吨氯化钾。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柱硼镁石矿、光卤石矿等矿产资源。

一系列重要发现不仅开创了我国盐湖化学事业，也为我国利用盐湖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柳大纲首次提出“盐湖化学”作为无机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倡议，推动了1965年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化学研究所的成立。

柳大纲不计名利，凡事以大局为重。他全力推动化学所的发展，又慷慨的让研究所分家，实现全国化学事业的布局。

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院所中第一批要求退居二线的所领导。

而作为指导老师，柳大纲很少在他直接指导的学生论文上署名，他认为理所应当。

科学回归单纯的科学

那个时代的魅力，就是科学回归单纯的科学。

当年，钱学森（1911-2009）给在美国的师弟郭永怀（1909-1968）连写两封信，邀其回国，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信中称中科院“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1978年，人民大会堂，央广播音员朗读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但很快读不下去了。掌声一浪接一浪，根本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哭得老泪纵横；82岁的农科院院长说，春天来了，我要当28岁过。

昏暗许久的中科院研究所，夜晚灯光如白昼。有科研员开始南下寻找工厂，长江波涛如雪。停刊已久的科技报纸快速恢复，有的省市发行量超过百万。科学家一夜间成为孩子们的理想，报纸上的偶像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陈景润的报道刊出后，收到上千封情书。

1979年春天，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中国讲学。长达七周的讲学，北京科学会堂，天天座无虚席。

中关村的三座特楼，已在时光中老去，灰墙晦暗，窗漆剥落，但楼中依旧春意盎然。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1913-2000）誓言：人生还可大干一场。1986年，住在特楼的杨嘉墀（1919-2006）等人，提议发起了“863计划”。

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离特楼，反而招致不满。老院士们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当时，特楼还流传一个词，叫做“乔迁之忧”。

早期，中国参考苏联，将院士称为学部委员，1994年，中科院正式确定院士称谓，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

1999年国庆前，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六位在楼里住过的科学家获奖。有人为同住特楼，参与研究，却未获奖的杨承宗鸣不平。老人只是笑笑：事情做出来就好。

那些年里，特楼里老住户越来越少，门前桃花早已不见，只剩下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

楼外的故事变化得越来越快，2002年，老院士秦伯益在《光明日报》刊文《院士不是花瓶》。秦伯益是1994年首批工程院院士，科研之外，频繁被请去当评委，或者做顾问。他却说：

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老院士最后主动申请退休，并留下名言：

院士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保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