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在线分享：在国外读博士是种怎样的体验

2016年的初春是我到柏林的日子，依稀记得那是个雨后略带些寒意的傍晚。看着传送带上形形色色的行李箱，我有些愣神，所谓的背井离乡并没什么实感。就好像，只要我不去认领那些装载着父母的不舍和担心的物件，一切就还有退路。

说起这段感触的时候，竟被向来寡言的挚友笑了很久，末了她还要补一句：“你呀，还是太矫情。你算过竞争比率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可以公派去读书吗？”经历了自14年年末至15年五月上旬的层层考核，我有幸成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一员，带着同龄人的艳羡、父母老师的希冀以及藏匿于心的点点彷徨开启了我的留学生活。

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挚友那句“太矫情”于我是再恰当不过的。但你要知道，在他乡求学的日子里，除了知识，能让我们成长的还有很多。

自本科至读博，我的专业变更了三次，我读过金融、修过国际法，来德国前的身份是工学硕士，如今却成为即将从社会学系毕业的一份子。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学科交织的背后，是“门门通、门门松”的现实，这一点所带来的波折在读博的初期尤为凸显。

即使手握教授亲笔签名的录取函，却并不等同于我在洪堡的博士生活的顺利开展，为了达到校评审委员会相较于导师而言更为严苛的标准，那份出国前被反复修改的研修计划竟全部作废，与学校审核结果相关联的签证临近到期日、以及被贴了三次退房通知的学生宿舍，无一不是在考验我那点微薄的社会学基础。好在我们中国学生特长之一就是“坐得住”，两个月的文献和书籍突击，连带几轮的修修改改，新一版的研修报告终于在所有截止日到来之际得以审核通过。至此，我的在德博士之旅正式拉开帷幕。

修改研修计划的日子里，我被导师反复问起：“你感兴趣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对于一个只擅长答题的学生来说，自主的开启“寻找问题-设计方案-解决问题”的科研模式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反思是这一过程中我最常做的事，也曾怀疑过“好学生”的定义，甚至是对个人的能力有了不确定，大抵是应了勒内·夏尔的那句——理解的越多，就越痛苦。知道的越多，就越撕裂。但是，也有与这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生活与科研皆是。

国内外，不同的是做科研的环境，而无差别的是做科研的心境，很多事努力了、且是不懈的，那结果便不会太糟。

说到环境的不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相处模式于我而言也是新颖的。相较于国内我所经历过的那种导师亲力亲为的“家长式”辅导，德国导师一封邮件两周回、三个月难见一面的特点着实让我慌了神，偏不凑巧，我还是个急性子。为了在“快慢”间找到折中，我学会了及时查看导师的日程，会把超过两周未得到回复的邮件打印出来默默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也会花上几天的时间整理好谈话的要点，只为了在仅有的十五分钟饭后闲聊里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三年零两个月，在毕业论文顺利提交的那个傍晚，导师第一次笑着和我说起：“你是我学生里毕业用时最短的一个，也是我三年里最常见的人。在你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我也在适应你所带来的改变。”

原来这一段旅程里，被时间推着走的人并非我自己。 

年过六旬的他，每天仍保持八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报刊和书籍是他闲暇时最好的伴侣。可也就是这样忙碌的人，甘愿在我的每一页论文上写满批注，给我的年终报告附上整页的评语，若是不知感恩，那便是无心了。也是如此严谨的人，会给我讲解风土人情，会在我有所得时小酌庆祝，也会在我失落时悉心开解，若还是不能治愈，那便是无能了。当然，这所有都需要一个前提，学会适度沟通和主动寻求帮助。很多事，一旦开了口，便没有预想的那么难。

初来时，柏林还只是一个与家相隔甚远的域名；而今，这二字俨然已是日后需缓解疲乏时心头常驻的小世界。

三年里，我面对过恐袭时的慌乱，也经历过被人尾随的惧怕，拾起过地上他人丢弃的垃圾，也同情过沿街乞讨的人们，时不时还会感受下“外人”的不公待遇。同样的，我也见过警戒线周边堆放的鲜花和蜡烛，也被路过的司机大声提醒小心身后，遇到过在脏乱面前重复我相同动作的天真孩童，也见证过流浪汉与宠物间的不离不弃，大多时从陌生人言语里接收到的是善意。完美的国度，终究是相对的。

你没来过，你便可以肆意想象它的优越；而我在这儿，我亦不能言明与它百态有关的细节。这方小世界告诉我的，不是好与坏，也不是对和错。是于消极而言，糟糕的源头不是环境，而是人心；同幸福而语，奏效的根本并非制度，而是自我。就像毛不易在《牧马城市》里唱着“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也唱着“心还是回老地方”。

这一段经历赠予我的，是看待事物的宽容，也是经受起伏的甘愿，还有念起家乡时内心的向往和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