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今年，关于学生自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更令我感到窒息的还有几张照片：中学教学楼的走廊，装上了密集的防盗网，让人分不清里面是学生还是囚徒。这些防盗网的作用自然不是防盗，而是防止学生跳楼。许多学生说，他们被无力感淹没，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生命的枯萎……人类学家项飙注意到这些表达，并在今年提出“生命力”这一概念，指出教育系统正在大范围“捕获生命力”——通过上课、刷题、考试等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捕获学生的体力、长期注意力及意义赋予能力，从而生产高分。学校成为一个极端追求绝对主义公平的系统，根据成绩不断分班、打乱座位，既保证竞争的绝对公平，同时也阻止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
项飙：捕获生命力的过程比较复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招生。比如在北京，小升初按道理是按辖区升学，但学校会和奥赛班结合，组织点招初中，也叫密考。在广东、西安等各个地方招“好学生”，招生就是一个捕获生命力的过程。学校为什么对招生这个环节那么关注？因为教育首先不在于教育，而在于抓人。学校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能不能抓到那些理想的学生。“抓尖”成为最重要的事，接下来怎么教是次要的。高三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压力很大，因为高三学生的高考成绩会马上影响到下一轮高一招生时什么样的学生会来。如果今年高考不好，那么当年，甚至下一年、下三年的高一学生都会不行，整个学校都不好过。如果这样，高三老师会被其他老师骂，因为你没有生产出足够好的高考成绩，结果学校不能够招到足够好的学生来继续生产成绩。这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一个把人分等的机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为什么要抓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孩子有高质量的生命力，比如注意力更集中、更自觉。招生之后的手段就很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衡水模式，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绝对控制，基本把每一个流程做什么事情全部规定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化，比如高考前拉横幅、供水果糕点之类的，给考试制造一种重大的神圣感，让学生就觉得考试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严肃、最神圣的事情，不让你跟这个事之间产生间隔。对时空的掌握是最主要的手段。在体力上通过长时间的控制，让学生所有的注意力全部百分百投入到现在要做的任务上，这样学生就没有别的经验，也没有机会碰到别的人、说别的事情，所以不可能产生出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切。对于老师和家长也是如此。家庭不再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家委会、家长微信群、陪伴式教育……家庭成为学校的延伸。对老师的管理越来越行政化，年轻老师要不断进行评奖，所有东西都跟成绩挂钩，老师在学校里争着上课。我认识一个美术老师，他比较优秀，经常会出差去做一些展览，或者参加会议，所以他非常受学校其他老师的欢迎——因为他经常出差，数学、英语老师就可以来抢他的课。还有中午的自习时间，学生本来可以有半个小时用来休息，但老师会来把这半个小时也拿走，让他们继续学习。长期下来，学生连基本的休息都没有，我觉得在物理意义上就可以认为这是生命力的剥夺。通过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力剥夺，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的意识无法与行动产生间隔。学生说累，这个累其实是“神累”。一般身体累了，你就什么不能干了。神累不一样，累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干，甚至可以干得非常顺滑。我们看到有很多衡水中学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失去了目标感，比起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像进入了旷野一样迷茫。他们是生命力被捕获的对象，但当他们反思衡中模式的时候，一些人会评论说“衡中模式救了你”。不少人认为，这些衡中学生作为优胜者集中享受了资源，从而走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大世界。由此来看，教育系统到底是生命的“捕获者”，还是“拯救者”？项飙：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教育模式戕害的是100%的学生，因为学校要汲取100%学生的生命力，让所有学生进入这个体系竞争。在100%的学生里面有1%的学生特别成功，或者有10%的学生达到基本的目标，他们就会自圆其说——在这种体系下，有这1%的成功，所以100%的消耗是合理的。可是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不搞那种模式，难道就没有清华北大了吗？如果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会有1%的学生进顶尖大学，那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一种消耗生命力的方式？这种说法认为：像你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人，不那么苦的话，你是进入不了这里来的；你因为是小地方的，所以你只能够这样来进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意识（“小镇做题家”），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合理化。首先它预设小地方跟大地方就是不一样，机会成本就是不同；第二，顶尖学校就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在现在的安排下，人就是分等的。既然都合理，那你要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命运，就是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戕式的方式才能成功。学校帮助你采取自戕式的方式让你华丽转身，把你送到顶尖的位置上，所以你应该感谢它。但是这整个叙述里没有个人。它说小地方的人要进大城市、进顶尖学校，分层就是合理的，所以必须要采取非常规手段。但它不会问你，小地方对你意味着什么，更顶尖学校为什么就更好。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想把小地方建设好；也许顶尖学校对一些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在社会压力下，他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去了那里就好，但去了学校根本不知道去干什么，只不过是听大家说那学校好他就去了。在这种叙述下，过程对每个个人的具体含义是被忽略了的。就像把石头从a点搬到了b点，因为石头到达了另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用力有效，但这个用力究竟怎么样碾碎了人的每一个细胞它根本不管。这样一套社会机械学的说法把一切都合理化，听起来很朴素，但你可以看出这是物化。它把整个社会生活想象成是一个机器，你在里面要从一个螺丝钉变成另外一个螺丝钉，要咬牙切齿地使自己对机器有更大的帮助和贡献。而且，所谓“拯救”的那1%，其实和100%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100%消耗，就不可能有1%的特殊。陪跑、韭菜、炮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这个系统就是要生产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部要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出来。还有很多人认为在整体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教育系统通过一种统一的标准将人筛选、分层，是一种较为高效、公平地进行资源分配的手段。项飙：中国教育从9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卷，但从1999年到2020年，中国总高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6倍。衡水模式是在教育资源极度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总体的问题是质量，数量并不缺。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只有北大清华是好学校，那就没办法了，认准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好的，当然就会匮乏。所以不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是评价体系的单一和意义系统的匮乏。把人完全当作资源，去讨论怎样以一个公平的方式对人进行分类，我觉得是一种想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生活中，真的会这么去看待吗？像这种没有基本数据来支撑的说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用一个相对抽象的方式想象，然后加以解释，背后其实有很多假设。比如假设人就是一个和资源一样的东西、分配必然要高效化，这其实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较抽象的推演。为什么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呢？这就是阿伦特对意识形态[2]的评论，意识形态是高度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逻辑化，因为意识形态是权力，它代表了权力这一方对生活的想象。这个想象忽视人的真实生活，忽视真实实践当中的复杂性，只是在大脑里面用一些比较日常的、现象层面的东西进行进行纯粹的推理。这种推理没有跟生活中的纠结、矛盾结合起来，而是按最简单最明显的逻辑进行，所以它听起来好像非常直白——人多资源少，大家肯定要竞争，只有少数人胜出。
202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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