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去世——“假如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愿意当老师!”
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于2022年12月6日辞世,享年103岁。
出生于1920年的潘懋元教授,有长达近90年的教龄。他从15岁开始教书,当过小学老师、中学教务长、大学教务长和大学副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他以辛勤的工作和开拓性的探索,写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多个“第一”。
潘懋元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果有来生,还是愿意做一名教师
1920年,潘懋元生于广东汕头。要随时知道潘懋元教了多少年的书,很容易,从他的年龄扣去15年就是了——潘懋元的传奇是:15岁就当老师,从小学生教起,接着是中学生,后来是大学。
从青年学子到百岁教育长者
潘懋元不忘初心
始终至身于教育的时代洪流中
潘懋元从不沉迷于昔日的条条框框中,也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即使是年逾100岁,社会上最新的教育焦点,都是他急切讨论的话题。
2020年8月4日,是潘懋元百岁生日,也是他从教8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作了题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今天、明天、后天》的学术报告,他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他认为,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的创新能力,也要提前研究机器人“行为学”“伦理学”,也许在将来,要在伦理、道德及法律层面教育培养“机器人”。
数十年来
潘懋元一直在
为风起云涌的中国教育改革预言
他的每一次预言
似乎最后都被印验
2014年,潘懋元在与记者谈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时,他嘱咐记者要宣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不能用层次来区分,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时光来到2022年6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印证了潘懋元的判断。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但潘懋元坚持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进行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系列文章。他还预言,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精英教育,另一个是大众化教育,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的下降,在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
潘懋元的名字,和中国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这里有个背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高等教育并没有独立门户,潘懋元却已经意识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中学生一样来教育”,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应该可以说,高等教育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潘懋元功不可没。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
“许多成就,
往往要靠一辈子的辛勤劳动
与不懈探索之后才能取得,
可谓‘大器晚成’。”
潘懋元在花甲之年“迎接人生的第二个青春”,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多个“第一”:
1978年,他在厦大创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1984年,他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
先后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做研究、上讲台、带研究生。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人,可以退而不休,继续从事脑力活动,大脑的运动比身体的运动更有利于长寿。”潘懋元说。
2020年,在潘懋元即将100岁的前一个多月,他当上网红“主播”——应教育部邀请,他通过网络为全国三万多名师生上了一堂近一个小时的课,题目是《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与样板》。当天,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网课老师穿了白衬衫,打着领带,端坐镜头前,他原本计划还要站着讲课,被旁人劝下了。
潘懋元令人羡慕的不止他的年龄,还在于他的睿智似乎没有随着年龄而消减,即使年过百岁参加会议发言,潘懋元任何发言总是言简意赅,而且,总是在抛出他的独特见解时戛然而止,人们还沉浸在回味中,他已经翩然下台。
时光碾过岁月。1957年至今,已跨越65载,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繁花似锦,根深叶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57年,那个在厦大播下种子的时刻。
潘懋元15岁时,初中毕业的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当老师,教三年级国文和算术。传奇的是,潘懋元的教师生涯并不是一条“虚线”,而是“绵延不绝”,他在读高中、上大学时,一边读书,一边教书。他当过小学校长,潘懋元是演武小学前身、厦大附属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做过中学教务主任,曾任厦大副校长。
80多年来,潘懋元教过的学生,很难以准确的数字来统计。学生说起潘懋元,会提到他的“两面性”,一面他是“严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另一面,他是“明师”,他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从不轻易反驳与批评他们,更不用自己的权威来以势压人。他鼓励学生创新,鼓励学生要超越老师。学生有任何创新与发展,他从不吝啬自己鼓励的言辞。
给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是潘懋元的一贯风格,这一点在他家的学术沙龙体现得尤为明显。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潘懋元创设了一种课外学习制度——周末学术沙龙。每周六的晚上,他准时在家里客厅接待他的学生,没有课堂上的正襟危坐和刻板拘谨,大家畅所欲言,既谈学问,也谈人生。
30年来,潘懋元的周末学术沙龙延绵不断,举办近800次的“周末学术沙龙”。潘家的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学生们留下的“热闹”,早已把潘懋元的寂寞驱赶到九宵云外。人们认为,它最大的亮点是创造一个“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学习环境,创造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受益”教学效果,尤其是师长尊重学生,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通过小小的沙龙,潘懋元传递一个伟大理念:不论从学识上还是从做人上,要平等待人的理念。
把学术沙龙办到家里,这源于潘懋元对学生的爱,他的孩子说,我们家有一件被“弄错”的事:子女与学生的关系——父亲“对待学生像子女,对待子女像学生”,他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多得多。
生命最后的七个月,潘懋元住进医院,因为疫情,因为病情,医院不允许学生去探望。但同学们把自己拍的视频整理好,发给潘懋元的子女,再由子女播放给他看。在病床上,通过视频了解学生的动态,成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
“先生热爱和尊重每一个学生,每次有学生去他家,他都会亲自送他们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肯离去。”潘懋元的博导助理王亚克说,生活中的潘懋元,把学生当朋友,他为人平和谦逊、像清泉般透彻,润泽着学生的心田。
潘懋元说
“教学生最基本的一点是爱学生。”
平日里的潘懋元不仅平和,也有着“抠门式”古板。他布衣素食,生活简单,家里的家具至今还是90年代的款式,客厅的沙发被磨出多处破洞,很久未见更换。
然而,这个看起来“抠门”的教授,有时却一掷千金。多年来,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40多万元,在厦大设立“懋元奖”,对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2020,他百岁生日时,又为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万元。潘懋元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94岁时,潘懋元获得2014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只有10名。当被问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是否是他个人获得最大的奖项时,潘懋元说,我从未去想这个问题,我一生最欣慰的还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的。
潘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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