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邓羽、陈明星研究员、傅伯杰院士、陕师大王亚平教授团队量化揭示中国城市行政层级对再开发的调控机制！

20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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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标题

Regulatory effect of China’s city hierarchy on urban redevelopment
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对城市再开发的调控效应

发表时间

2026-01-06

作者

Yu Deng1,10, Kexin Cao2,10, Mingxing Chen1,10, Ran Liu3, Tao Pei1, Ci Song1, Kaiyong Wang1, Tim Schwanen4, Cecilia Wong5, Pengjun Zhao6,7, Ya Ping Wang8, Bojie Fu9

作者机构

1 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中国
2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苏州，中国
3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中国
4 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牛津，英国
5 曼彻斯特大学规划、财产与环境管理系，曼彻斯特，英国
6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中国
7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深圳，中国
8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西安，中国
9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区域与城市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中国
……

期刊

Nature Cities

DOI

10.1038/s44284-025-00360-5

摘要

城市再开发已被广泛实施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然而，城市再开发的地理分布、其潜在机制和驱动力在理论上以及不同大都市尺度上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至2022年间中国326个城市的国有土地交易数据，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发现中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对城市再开发具有调控作用。较高等级的城市倾向于优先考虑政府监管而非市场力量，而较低等级的城市则更多依赖市场化方法，这种差异解释了不同城市等级间的再开发模式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反映了与中央政府政策一致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治理转变，较高等级的城市在实施多样化的再开发实践中处于领先地位，以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本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城市治理中行政权力的理解，并为不同城市等级制定定制化策略提供了见解。

导读

该研究基于2012—2022年中国326座城市的国有土地交易数据，揭示城市行政等级对更新活动的调控作用：高等级城市更依赖行政主导，低等级城市则更趋市场驱动，这一分异机制解释了更新模式的空间差异，并反映中央政策导向下自上而下的治理转型。

引言

研究背景

城市更新被广泛实施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然而，城市更新的地理分布、其背后的机制和驱动力在理论层面及不同都市规模上仍未得到充分理解。中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对城市更新具有调节作用，高等级城市倾向于优先考虑政府调控而非市场力量，而低等级城市则更依赖市场化方法，这种差异解释了不同城市等级间的更新模式。

科学问题与动机

核心科学问题在于揭示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如何影响城市更新的机制（市场力量与行政权力）及其形式。研究动因是填补现有理论空白，并探索城市更新在不同行政层级中的驱动因素。

现有研究不足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城市更新的分布、层级和尺度问题，但主要集中于欧美市场经济体，较少关注中国复杂的行政体系。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城市的“水平”中心到边缘的空间单元排名，而未将“垂直”的行政等级纳入尺度理论化中。

研究目标与创新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326个城市2012年至2022年的国有土地交易数据，揭示城市更新项目的分布模式，并通过多层次建模评估与层级行政划分相关的驱动力。研究发现，高等级城市在城市更新中表现出更强的行政干预能力，而低等级城市则更多依赖市场导向的方法。这一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管理中行政权力的理解，并为不同城市等级制定针对性策略提供了洞见。

方法

数据来源与类型

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2012至2022年间超过一百万条国有土地交易记录，涵盖全国326个城市。数据包含项目名称、位置、面积、价格、土地用途、转让方式、土地来源等关键属性，其中“土地来源”属性用于区分新建用地和存量用地，后者被定义为城市更新项目。此外，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核心方法或技术

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影响城市更新的多尺度因素，因变量为二元变量（存量用地开发=1，新建用地开发=0）。模型分为三个部分：空模型、随机截距模型和全模型。独立变量包括地块级变量（功能、转让方式、面积、土地等级）和城市级变量（人口密度、人均GDP、地方财政收支比、产业结构）。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水平空间单元对城市更新的间接影响机制。

研究过程或实验步骤

首先构建基线多层次模型分析影响城市更新的因素；其次基于城市层级进行分组分析，比较不同层级城市的驱动因素差异；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水平空间单元对城市更新的影响路径，并对比不同层级城市的路径差异。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多种变量组合模型的一致性和基准回归模型的验证。

方法创新点或亮点

本研究创新性提出并实证检验“城市行政层级调节效应”框架，首次系统揭示中国垂直行政等级如何双向调制市场机制——在高层级城市弱化市场驱动、强化行政干预，在低层级城市则相反；同时构建“水平空间单元×垂直行政层级”嵌套矩阵，突破既有研究仅关注单一尺度（如都市区核心—边缘）的局限，将行政等级明确纳入城市再开发的尺度理论化过程。

结果

城市行政层级与再开发比率呈显著正相关

2012–2022年间，中国326个城市的再开发比率在垂直行政层级上呈现明显梯度差异：省级城市平均达55.9%（年均增速2.33%），副省级城市为44.7%（年均增速1.38%），地级市仅为35.7%（年均增速0.82%）；层级间比率差距从2012年的5%急剧扩大至2022年的20.2%。典型案例如重庆（省级）达58.5%，而同属西部的银川、贵阳、昆明分别仅17.7%、23.7%、16.3%。该趋势在棚户区改造规模、高品质住宅与商业设施供给等方面尤为突出，表明行政层级越高，再开发强度与增速越显著。

城市内部空间单元再开发比率呈核心—边缘递减规律

在水平空间维度上，城市再开发比率自城市核心区向外围呈系统性下降：市辖区平均39.3%，县级市33.0%，外围县28.2%；2012–2022年市辖区比率由33.7%升至43.8%（年均增长1.1%），增速快于外围区域。该规律在全国具普适性，如温州（58.1%→46.1%→34.8%）、安庆（53.3%→46.0%→25.5%）、成都（19.2%→17.5%→5.3%）、吉林市（45.3%→30.7%→21.2%）等东中西东北各区域案例均验证此分布律，且组间差异在99%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

行政层级调节市场机制对再开发的影响方向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对再开发的影响随行政层级发生符号反转——在地级市为正向驱动（系数0.007，P<0.01），在副省级城市则转为负向抑制（系数−0.023，P<0.01）；而新增建设用地价格的影响则相反：在副省级城市显著正向（系数0.028，P<0.01），在地级市不显著。这表明高层级城市通过强化行政干预弱化市场作用，同时放大土地成本约束效应，形成“行政主导、市场让位”的再开发调控机制。

结论

城市等级对再开发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等级对城市再开发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较高等级的城市倾向于优先通过政府调控而非市场力量推动再开发，而较低等级的城市则更多依赖市场化手段。这种差异解释了不同城市等级间的再开发模式变化。例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在实施多样化再开发实践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实现经济与非经济目标。这表明行政权力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并为制定针对不同等级城市的策略提供了启示。

再开发驱动因素的层级异质性

研究揭示了再开发驱动因素在不同城市层级间的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地级市的再开发主要由住宅用地驱动，而副省级城市则更受商业用地的影响。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副省级城市的再开发影响更大，而第二产业则在地级市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在产业结构和基础方面的多样性，进一步说明了城市等级如何塑造再开发的机制。

行政等级对市场机制的调节

城市等级还通过行政权力调节市场机制在再开发中的作用。研究显示，在较高等级的城市中，市场化土地交易对再开发的影响减弱，而在较低等级的城市中则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高地价和土地稀缺性对副省级城市的再开发实践影响更为显著，尤其是在市辖区。这一结果表明，行政等级能够放大或削弱市场机制在再开发中的作用，从而导致再开发分布的层级异质性。

局限性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基于2012至2022年间中国326个城市的国有土地交易数据，未涵盖其他可能影响再开发的因素。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市场化改革与自上而下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跨部门协调增强中小城市的自主性。此外，应关注非市场化优先事项（如文化遗产保护和环境修复）在地方振兴中的作用，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