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十四大教授之一！今年是他的诞辰120周年

复旦第九宿舍，一间整洁明亮的书房内，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向研究生们娓娓讲述音韵学。他戴着镜片厚重的近视眼镜，驼着背，脸尽可能贴近手中的纸张，尽力从模糊的视线中分辨字迹。而他的声音依然洪亮，每一个古韵字音都发得精妙，每一句讲解都那么引人入胜。

这是张世禄先生在家中书房授课的动人场景。即便过了40多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79级中文系硕士生杨剑桥感觉仿佛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老师那时70多岁了，视力模糊，却在每次上课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书写讲课提纲及相关材料。我经常应约到老师家取提纲，学生们再各自誊抄到笔记本上。看着老师的字迹，心里非常感动。”杨剑桥回忆。

当时，不仅语言学硕士生会来张世禄家中听课，而且时常有其他专业的学生慕名前来旁听，济济一堂。而据张世禄之子张丕余回忆，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家中只给一两位学生上课，却早早地穿戴整齐，等候学生到来。“父亲对上课一贯重视，而且讲课很生动有趣。他音量很大，即便关着房门，还是听得很清楚。”

在张世禄先生的一生中，在不同年代、地点，为不同学校、年龄的学生，讲授语言学课程，占据了他60余年的光阴。事实上，语言学是一门较为艰深枯涩的学问，而张世禄却能将高深的理论、冷僻的音韵以及繁细的训诂，都讲述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修回忆，在张世禄先生的课堂上，时常能听到学生们的阵阵笑声。“他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我很爱听张世禄先生上课，他上课，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上世纪50年代的复旦第一教学楼，可容纳200余人的大教室，每逢张世禄的《古代汉语》课，总是座无虚席。有一次，张世禄在课上解释《触詟说赵太后》中的“徐趋”一词，自己压低身子，双脚快步移动。同学们不禁发笑，随之明白了“徐”是因为腿疼，“趋”是表示尊敬。张世禄解释说：“触詟腿上有风湿病、关节炎，所以只好‘慢慢地快走’。”

“张世禄先生授课是经典，他的课在复旦闻名遐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说，“他讲课神采飞扬，旁征博引，边讲边写板书，不知不觉形成完整提纲。他乐于与学生讨论问题，许多学生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语言学研究的道路。”

语言学研究，如同生命之重

“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语言学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在张丕余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书房里埋头治学，从身材伟岸到年迈佝偻。

在语言学界，张世禄成名很早。1929年，大学毕业不过三年的张世禄，就开始发表音韵学著作。至上世纪30年代，张世禄先后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史》等著作，开创性地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

“张先生是我国音韵学大家，我对他仰慕已久。”杨剑桥有幸于1979年考入复旦中文系，成为张世禄的硕士生。“音韵学是一门‘绝学’，是口耳之学，要讲清楚古音、古韵不容易，要向学生阐明原理则更加难，张先生却能讲得清楚透彻。在他的带领下，复旦中文系走出了一大批音韵学的优秀学者。”

毕业后，杨剑桥在中文系任教，深耕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了向大众普及音韵学知识，张先生和我合作编写了《音韵学入门》一书。书中遵循张先生的音韵研究指导思想，把音类的研究和音值的研究区分开来，从而金针度人，把许多文史爱好者引进音韵学门墙。此书出版十年后再版，仍成为上海书展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杨剑桥说。

始于音韵学，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又广泛涉猎训诂学、文字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及语言学原理等多个领域，且每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他发表近20部著作、110多篇论文，堪称一位“全能型的语言学家”。

张世禄先生学贯中西，是我国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之一，但他反对全盘西化，重视汉语的民族特点。晚年，张世禄的研究重心转向汉语语法，首次系统批判了西方语法理论对汉语特点的曲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张世禄先生重视语文教育，关心语言学知识的普及，论著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和普通读者所作，“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中国语文教育的改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参加了全国文科教材、《辞海》（任语词分科主编）、“二十四史”校注、《汉语大词典》等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世禄在青年时期曾写过历史、文学、哲学方面的论著，是一位“通才”。申小龙说：“张先生的外文特别好，他翻译法国作家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用小楷竖着翻译，装订了厚厚的一本，并且是用浅近文言文翻译的。不过先生最爱的，永远是语言学。”

一位独立思考的学者，一个温情脉脉的人

“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不要轻信别人的结论，敢于提出质疑。”导师张世禄的谆谆教诲，申小龙牢记并践行了几十年。在他眼中，张世禄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在学术上却坚持自我、敢于质疑，曾与赵元任、朱东润、陈望道等学者名人进行学术切磋或论辩，具有学术争鸣的勇气。

1980年，申小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三，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第一次见到张世禄先生。这位与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合称我国现代语言学“南北双璧”的大家，已是耄耋之年。被搀扶着走上讲台后，张世禄作了《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的学术报告，呼吁变革20世纪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洋框框”。

“我惊叹这样一位垂垂老者，竟迸发出如此年轻的学术生命力！”这场报告及后续发表于《复旦学报》的文章，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启迪申小龙的学术研究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本科毕业后,申小龙拜入张世禄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张世禄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高校文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次年起指导上古汉语词汇和上古汉语语法两名博士研究生，申小龙是其中之一。

虽然80多岁高龄，张世禄仍在博士生指导中亲力亲为，倾注心血。“由于患白内障、高度近视，张先生每次看我的稿子都要将脸贴在稿纸上。实在累了，又让我把文稿录音，他反复地听，再提出意见。这样反复修改而成的文稿，他却不让我在稿中提他的名字。”谈及往事，申小龙已然眼里泛泪。

张世禄在学术研究上严谨认真，对学生言传身教。而在与学生、家人的日常相处中，时时流露着脉脉温情。“张先生为人谦逊，待人和蔼可亲。”杨剑桥回忆，张世禄送书给学生，总是称学生为“学弟”，以平辈相待。杨剑桥到云贵川等地开会，张世禄想起有曾经教过的学生在那边，总会托杨剑桥带些小礼物，“跟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保持联系”。

“我觉得父亲对待他的学生们，亲如子女一般。”张丕余笑言，“父亲对我们这些子女的兴趣与未来发展，不会过多强求，理解并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张丕余小时候看父亲的书房里都是语言学论著，连“四大名著”这些书都没有，抱怨了几句。没想到父亲很快买了不少文学书，对他说：“瞧，我给你买啦。”

申小龙说：“张老师与师母张瑞云是一对恩爱伉俪。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师母操持家务，全力支持老师的学术研究。先生仙逝，师母悲恸不已，于次年逝世。”

张世禄对自己的亲人兄弟都赤诚以待，家庭关系融洽。对不相识的青年登门求教，张世禄也总是有求必应，来信必复，直至晚年。他散发着温润的光，温暖了众人。

1952年，张世禄在全国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中文系，次年被陈望道校长聘为中国语言教研室主任。直到1991年逝世，张世禄从来没有从中文系退休。“父亲生命的一半时光，都与复旦中文系紧密相连。复旦在他心中，意义非凡。”张丕余说，“父亲对复旦学生悉心指导，上课所用的讲义，几乎每次讲都修改一遍。”

上世纪50年代，张世禄在复旦开讲“汉语史”课，当时全国高校开设这门课的，只有复旦与北大。1956年，王力出版了我国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第一本专著《汉语史稿》，而后多次再版；而张世禄的汉语史教材却因为历史原因，长期湮没无闻。

50多年后，《张世禄全集》于2020年整理出版，多达400多万字，全面展现了张世禄在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尘封多年的《汉语史讲义》也终于重见天日。丛书主编申小龙说：“拿到《汉语史讲义》时，它是一本泛黄的油印稿，我们将其进行梳理。张先生这部汉语史巨著，注重系统性，重视语言的社会特点，于今仍有所获益。”

无论是主编整理张先生著作，还是深耕“文化语言学”研究，进一步阐释张世禄语言学思想，都是申小龙一如既往的坚持，也是对导师最好的纪念。“我们也有义务，让年轻一代的复旦学子，加深对大师的了解，让复旦传统得以延续，让大师的思想之光照亮更多人。”申小龙指导中文系本科生为张世禄先生制作了120周年诞辰的纪念视频，以青年学子的视角致敬大师。

为了编写一本适合于复旦大学本科《古代汉语》课程的教材，张世禄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就编写了油印讲义，到80年代末又主持了《古代汉语教程》的编写，在教材中贯彻了他所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体系。1992年，《古代汉语教程》出版时，张世禄先生业已仙逝，但他的学术思想却在教材中代代传承。

“如今，张世禄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已经修订至第四版，至今我们复旦乃至其他许多高校仍在使用。张先生带出来的学生，不少人已为人师，用老师主编的教材，带出更多学生，这是学术薪火的传承。”杨剑桥说。

1991年，张世禄荣获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因病与世长辞。至今，先生离开我们已然廿载，而他的学术精神、思想光焰，依然令一代代复旦人追思，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