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冠论文因“道德问题”被撤稿，科学与伦理能否同行？

近日，著名科研打假网站retractionwatch发布了这样一则撤稿信息：一篇声称肛门拭子可用于在治愈COVID-19阳性患者中检测SARS-CoV-2的文章被撤稿，因为该杂志发现作者没有得到患者的许可进行这项研究。

根据Clarivate分析科学网的统计，这项研究只引用了一次，包括4名患者：一名3岁男孩、2名男性，年龄分别为45岁和23岁，以及一名37岁的女性。

这篇题为《肛门拭子是SARS-CoV-2检测评估COVID-19患者出院情况的潜在最佳标本》一文于7月发表在《未来微生物学》杂志上。虽然文末末尾注明：这项研究得到了威海市医院评审委员会的批准，并免除了知情同意的需要。但文章最终还是被撤稿，原因是涉及了伦理道德问题。

涉及科研伦理道德问题而引发争议的事件

科学伦理问题一直是业内不可触碰的边界，但近年依旧有很多类似事件出现：

2020年11月，美国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科研生涯中，女导师可能会损害女学生与早期职业科研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并且鼓励男导师指导女学生。”该研究发布后遭遇许多学者及媒体的批评，理由是“涉嫌性别歧视及论文方法存在严重问题”。12月，论文作者发表撤稿声明。

2018年，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全球震惊，社会各界对此表示了强烈谴责，学术共同体层面反应激烈：122位科学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科学界人士发声，“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编辑研究分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胞生物学分会也联合发出声明《科研伦理的高压线不容碰触》。科学与伦理的关系？

关于科学与伦理的关系，不少人将两者比喻为双刃剑和“潘多拉魔盒”，在科学伦理这门学科中，明确了科学与伦理两者的分工，科学负责追求真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负责价值判断，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各司其职又互相促进。

科学伦理诞生的由来

我们对科学伦理的需要，不仅仅是历史发展必然，也是我们心理机制的要求。在早期阶段，还没有科学伦理这个东西存在，直到出现一系列针对人类行为研究领域的经典实验，人们才开始引起重视。

1920年，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经典条件反射实验，实验对象为一名婴儿，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多次以小白鼠、毛发、铃声对婴儿进行刺激，婴儿从一开始的好奇转变为恐惧，直到实验被叫停中断，这名参与实验的婴儿依旧对这些东西具有强烈的条件反射。

还有1961年证明普通人迫于权威会对他人施暴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以及利用精神打击把正常儿童变口吃的魔鬼研究。

种种人体实验震惊全世界，引发了人们建立科学伦理准则的思考：

1946年签订的第一部关于人体试验的条约《纽伦堡守则》背后正是二战时期德国残忍的人体试验，德国纳粹分子借用科学实验和优生之名，用人体实验杀死了600万犹太人、战俘及其他无辜者。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将实验伦理归纳为六项基本原则，并且定期对条约进行修订，以适合科学的发展。

科学伦理自诞生以来在业内争议不断：其是否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科学伦理到底是促进科学发展还是阻碍科学发展，是一件非常值得探讨的事情。

有人深信，科学伦理阻碍了科学发展，扼杀了科学可能性，医学类很多难题无法攻克由于伦理限制而无法开展。世界上第一个做人体心脏静脉导管介入术的沃纳·福斯曼，被当时的医学伦理界所鄙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人的心脏是“神圣”不可侵入的。有人则持反对意见， 科学伦理在一定程度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伦理作为科学的限速器，虽然不能一飞冲天，但也不会转瞬之间灰飞烟灭。霍金在针对人工智能研究时就曾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一旦脱离束缚，也将毁灭人类。另一方面，科学伦理在维护弱势群体如儿童权利、女性权利和动物权利也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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